雷军：小米重回世界前五是个小奇迹 没有其他手机品牌跌落后又上升

因此，明确宪法政策性条款的功能与效力，是贯彻实施宪法，推进依宪治国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

第二，尽管学术界已从机构编制法定化的必要性证成、概念归纳、现状梳理以及完善方案等层面展开研究，[6]然而，对于存在于政府内部的机构编制法定化问题，在实现形式上，除了提出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的对策建议外，缺乏权责清单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制度规则的研究成果。如若以此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会使此项工作的推进更加随意甚至恣意，可想而知，两者有机衔接的目标也将遥不可及。

然而，假如按照这种思路确定权责清单编制依据，将会出现如下不利后果：第一，权力清单极易逃脱法律法规规章缰绳的束缚，规范性文件成为其新的规范依据，随之，权力清单之下权力也将无悬念的肆意膨胀，行政权肆无忌惮的概率以及公民权利受侵害的可能性都将大大增加。可见，责任清单的意旨不在于限制行政权力，而在于促使行政机关积极用权，以增进社会福祉和实现公共利益。退一步讲，如果以这种状况的权力清单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难免会遗漏9种权力类型之外应有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在当前执法人员法治涵养和适法水平尚有提升空间的情形下，该种风险是较为明显的。在责任清单内部构造的建构上，我们通过援用罗尔斯正义论建构思路，得出责任清单的内部构造包括部门职责、职责边界、部门职责对应的权力事项、公共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职责行使流程图、追责情形、追责依据。[46] 行政机关……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31] 政府信息满足三个条件时可认定为内部管理信息：（１）它是记载或反映纯粹的内部事务的，对内外行政决策或决定的作出不产生直接影响。机构编制 2018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机构改革决定》）。如上所述，持肯定主张的论者始终存在。

[66] 本文使用效能一词，其既有对效率的要求，关切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更有超出效率的要求，关切产出的价值可欲性、价值权衡与协调。换言之，行政机关不能以效能追求为由，否认这些程序的适用和约束，除非极特殊的情形，才允许效能的影子出现。最新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2018年3月17日)指出：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要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行政机关要为其进行的制度建构是否符合和遵循效能原则，接受监督机关的质询、询问、审核等。

[37]贠杰：《中国政府绩效管理40年：路径、模式与趋势》，《重庆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6-9页。④建立规制(监管)影响分析制度。

若如此，法院看上去好像为效率而牺牲依法行政或正当程序，但通过指出程序不合法或不正当以及对行政未来工作的告诫，还是在相当程度上重申了依法行政、正当程序。只是，X可以实现10, Y可以实现40, Z可以实现80。淄博干式真空泵案和李党林案的法院看似给出了肯定的答案。[51] 除以上详述的案例外，在执法交警与被处罚相对人对是否闯红灯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法院考虑效率原则，支持一名交警执法及其提供的证据[52]。

[58](台湾地区)黄锦堂：《行政法的概念、起源与体系》，载(台湾地区)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84页。当然，好的、有利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的利益追求者对同一事物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评判。考察已有的行政审判案例，效率原则主要应用于以下情形： 1.效率与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或合理期限内履行职责，这已经成为行政法上一项明确无疑的规范。2.管理或服务制度的效益最大化原则 当行政机关的制度建构旨在打造政府不可回避之干预或保障责任时，应该确保所设计的管理或服务制度达到效益最大化。

如果这些目标收益缺乏正当性的制度建构，那么再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也只会更添恶行。[49] 4.效率与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 效率原则还被法院用来确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

这种还原论式的诠释看似十分有理且易懂，但是，成本—收益的计算远非那么简单。4.最强意义：与其他行政法一般原则的冲突适用 效率原则的应用最易引发争议的是，在它与其他行政法一般原则发生冲突时，有没有可能胜出。

[31] (二)代表机关和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审查上的表现 代表机关(即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和行政系统内部，都在不同范围内、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监督或者正在探索监督行政是否符合效能、效率要求。二、作为行政法一般原则的理由 本文主张行政效能原则应当加入行政法一般原则行列。[76]同前注[74]，蒋红珍书，第40页。最后，但或许是最重要的，在缺乏行政法法典、缺乏针对所有行政过程的统一行政程序法的情况下，国务院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颁布的若干重要的规范性文件，都强调了行政效率或效能的重要性。所谓制度建构，就是对规则、体系、机构的创设、调整、废止和完善。为此，本文回顾了该原则如何被我国主流学说摈弃的学术史，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三个彼此交织而促进的背景因素：行政诉讼制度的创建、行政法学脱离行政学影响的独立意识以及深植于大陆法系传统行政法学总论的法官适法导向之方法论。

该原则又可具体分解为两个要求。[69]张文明、杨秀清：《精简·统一·效能：中国政府机构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3-162页。

庆幸的是，学术智识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往往都是在不断的左拉右扯中获得的。第二，将行政效益原则引入行政法有宪法基础，有助于更新行政法观念，积极回应服务行政、给付行政时代的需要[18]。

[36] 代表机关的这些工作是如何展开的，成效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第三，违反效率原则引起的后果是行政效率低下，妨碍行政目标实现，而行政法基本原则旨在解决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如果行为违反原则，会导致无效。

[61]对于这一研究动向的概述，参见李洪雷：《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兼评新行政法的兴起》，《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2-119、126页。(一)效能、效率和效益 在学术史上，行政效率是肯定论者使用频率最多的概念，行政效益其次，行政效能最少。[23] (四)学术变迁的原因 在行政法学复兴之初，直至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颁布前后，关于效能、效率或效益原则应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主张，起因于两个相互交织关联的方面。然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颁布，推动了行政法学寻求独立性[27]，从而迅速让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有意识地摆脱行政学的影响。

在重作行为基本一致、且超时限并未实质影响起诉者权利义务的情况下，后两个成本应该尽量避免，方能效益最大化。第四，起诉者都提出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14]同前注[13]，王连昌主编书，第20页。只是，2016年开始的监察体制改革、2018年关于监察制度的宪法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颁布和《行政监察法》的废止，尚未给效能监察以新的定位和归属。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26页。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3-65页。

[70] 市场或社会自治优先原则，可以让政府将其有限资源用于应当发挥作用之处。政府绩效管理作为一种源起于西方的观念，整合了新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的多种思想和理念，因而被普遍认为是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技术和工具。制度效益最大化原则要求：①在收益差不多的情况下，成本最小的方案。因此，可以认为，针对上述可能的冲突，第三个方案是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并在该原则中嵌入灵活的、可适应改革发展之需的授权或其他装置，从而为效能原则的依法应用提供框架和空间。

被告以原告申请超出《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的1年期限为由[50]，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类似地，宝珀案法院应该也可以指出正当程序原则和效率原则都要求被告事先告知合议组成员，被告没有告知是存在程序瑕疵的。

当然，该原则并不是绝对的、不加慎思的。[39]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下简称《行政监察法》)，特地明确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

这些都是公正的正当程序之应有之义。第二，被诉行政行为对起诉者不利，却对另一方利害关系人有利。